钢铁，这一曾经支撑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传统工业板块正面临着多年未遇的重大变局。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钢铁落后产能迎来史上最大力度的产能出清，伴随其间的则是人员重置、资产重组、体制重建乃至地方经济重整的全面转型。
　　在业内人士看来，去产能不是去钢铁，钢铁行业应当借助这次改革机遇，以减量化为核心重塑钢铁产业的价值链，全面提升竞争力。而透过武钢等转型钢企的样本，或能解剖出整个行业从产能压减、人员优化、区域布局到技术创新等结构性内生变革的关键点。
　　一场突破结构性困境的供给侧改革持久战
　　过了武汉长江大桥，一路向南便进入武汉市青山区。一眼望去，那里都是红墙红瓦的“红房子”。
　　这里便是著名的红钢城。
　　1954年，国家批准建立武汉钢铁公司。来自全国10余省份的5万多名工人和7万多名家属集结在武汉，沿江建起了16个街坊、50万平方米的武钢职工生活区，因房子外墙大多红色，故得名“红钢城”。
　　彼时，这里大到学校医院、小到瓶装汽水都印着武钢标志，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几个亲戚在武钢工作。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老城区的楼梯房正在拆迁重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开工的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只见钢铁厂周围的空旷地带，几十层高的居民住宅楼和商用办公大厦已初露雏形。
　　与此同时，曾以武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青山区正逐步将发展重心转向服务业，未来沿江将建成“十里江滩”，打造成武汉市的第五个滨江商务区。今年一季度，青山区房价上涨近30%，成为武汉楼市涨幅最快的区域。
　　上述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武钢及以其为代表的老牌钢企的艰难转型。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武钢，提出要把武钢化解过剩产能做成全国的一个范例，并指示国务院国资委和湖北省对武钢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大力支持。
　　此前，河北、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等全国多省份陆续出台过剩产能压减的具体目标，河北省提出今年就要退出1422万吨炼钢产能，广东到今年底将实现全省国有关停的“僵尸企业”基本出清，将钢铁产能控制在4000万吨以内。
　　钢铁，这一曾经支撑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传统工业板块正面临着多年未遇的重大变局。
　　人员分流：告别旧时代的冗员体制
　　诞生于特殊年代、曾经支撑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钢铁工业，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去产能过程必定伴随人员重置，以武钢等为代表的转型钢企正在告别旧时代的冗员体制
　　红钢城里的人们似乎还没来得及适应周遭这一切变化。
　　今年81岁的陈老伯最近烦恼的事很多——她的两个女儿可能要大龄失业了。大女儿在武钢下属的快餐食品饮料公司，小女儿在武钢幼儿园，最近都面临辞退。
　　整个行业效益渐微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从钢铁主业到非钢业务都人人自危。即便在武钢业绩最好的硅钢部门，一位文职人员仍感到压力，“厂子效益最好的时候是零几年，当时待遇也很好，这几年效益变差，很多新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也都走了。”她担心自己再过5年，到了45岁时也会被内部退养。
　　2015年，钢价跌入历史低谷，全行业陷入亏损困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全行业主营业务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亏24倍；加上投资收益等项目后的全年利润总额仍亏损645.34亿元，亏损面超过一半。
　　行业寒冬里，为了保障企业经营效益，武钢从去年起开始进行大力度的内部人员优化。随着副业剥离和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一系列体制重构，武钢逐步实现人员减负和投入产出效率最大化。2014年底，武钢集团有94596名职工。截至目前，集团已经分流员工1万有余，股份公司已减员6000至7000人。
　　“在去产能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和炼钢，炼铁和炼钢的大概只要3万人，可能有4万至5万人要找别的出路。”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日前在一次国资委新闻中心主办的访谈节目中直言。
　　人员优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从内部降成本、提高经营效率的效果。“过去我们的人均产钢水平较低，只有500吨/人，比行业内先进水平差一倍。一个人干的事情是两个人在干，这也是公司痛下决心要做人力优化的原因。”武钢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许书铭告诉记者，未来的目标是达到人均产钢1000吨，向行业先进水平看齐。
　　经过这一轮人员优化后，武钢股份目前在职员工约22000人。按照年产1500万吨计算，人均产钢水平已达到700吨/人。若未来产量不变，要达成最终目标，还需要再压减6000到7000人左右。
　　其实，武钢集团旗下股份公司的安置政策非常优厚，以至于同属集团的其他钢企老总听闻后慨叹：“如果我们也能有这样的政策，员工早走了。”
　　据了解，在股份公司，最先一批离职的是外聘的协议工，接下来是退养一部分离退休年龄还有5年内的老员工。公司继续代缴四险一金，另外每月发放2300元左右补偿金一直到法定退休年龄。对退养员工来说，如果这段时间到外面另谋工作，工资总收入甚至不比在职员工差。
　　和武钢一样，被称为“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的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也面临人员分流和体制改革的压力。去年底，鞍钢集团印发《关于落实鞍钢集团推进人力资源优化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18年用工总量从16万人缩减至10万人以内，其中钢铁主业控制在2万人。通过控制用工总量，有效控制人工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唐复平表示，目前鞍钢集团劳动生产率与先进企业相比差距明显，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意见》提出的控制用工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渠道目标，使人力资源发挥最大价值。
　　集团上下也在逐层优化人员结构。鞍钢旗下的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今年提出要在去年减员9000人的基础上，继续分流1.5万人。今年前两个月，鞍钢股份炼钢总厂的在岗职工优化比例达到7.49%。
　　事实上，劳动生产率低、经营效率不足是最早一批建立的钢铁集团的通病。在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钢铁工业作贡献时，它们也背负了特殊国情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负担。这是当下传统钢企集中进行人员分流的主要背景。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今年2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初步统计，“去产能”将涉及钢铁行业约50万名职工的分流安置。记者根据公开报道和资料不完全统计，去年至今，全国几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已经分流的员工人数不到5万人。而到2018年，鞍钢要从16万人减至10万人，武钢则要再减员约4万人，拥有12万名员工的河钢计划将钢铁主业控制到5万人以内，非钢产业将消纳5万人。整体来看，职工分流安置任务依旧艰巨。
　　产能腾挪：从国内到海外的资本布局重构
　　化解过剩产能绝非简单的物理减量，还牵涉到产品结构升级、产能区域调整等。除了国内产能转移，钢铁产能区域结构调整的蓝图还将扩至全球
　　化解过剩产能绝非简单的物理减量，还牵涉到产品结构升级、产能区域调整和产业资本布局的全面改革。
　　5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武钢时指出，企业，特别是央企，要控制一般产能，不要搞同质化竞争。武钢要干别人干不了的，这样才能把主业做深做精，才有核心竞争力。
　　从产品结构来看，武钢近几年正在向中高端调整。“这几年公司的原则是投入的每一分钱都不会去扩大产能、建新的生产线，而是投入到结构优化和产品提升上。”许书铭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结构调整，武钢大部分产品都属于中高端，像一些不赚钱的棒材产品，两年前就已经停掉。”
　　去年，武钢股份已经限制了棒材、轧板、高线等部分产能，年底更关停了炼钢总厂二炼钢3号转炉。今年，武钢集团计划再主动退出炼钢产能442万吨、炼铁产能319万吨。
　　2015年报显示，武钢股份计划今年年内关停1座1536立方米的高炉、1座90吨转炉，后续轧钢工序的棒材生产线关停，中厚板生产线采取减量集中生产。
　　随着落后产能逐步退出，武钢早年布局下的先进产能正开始释放。今年3月15日，武钢防城港项目首条投产的设计年产217万吨冷轧生产车间里顺利下线了第一卷高端冷轧板。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国家提出的钢铁行业结构调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整就是区域调整。我们很多原有布局是基于原来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确定。按照新的竞争格局和产业布局，可能沿海会更合适一些。”马国强在访谈中提及的这一块重要布局，正是位于广西的防城港项目。
　　从长江中游南岸到广西南部沿海，未来青山本部的钢铁逐步减产或将为广西腾挪出千万吨级产能的空间。
　　除了国内产能转移，钢铁产能区域结构调整的蓝图还将扩至全球。
　　今年2月份发布的国发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进行国际产能合作转移产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转移部分产能，实现互利共赢。
　　河钢集团就是国内产能“走出去”的先行者。2016年4月18日，河钢集团与塞尔维亚正式签署协议，集团产业链延伸向欧洲腹地。
　　“下一步，河钢将通过资产重组、市场整合、产品结构调整等途径和方式，用2到3年的时间将斯梅代雷沃钢厂建设成为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河北钢铁集团副董事长李贵阳在今年5月的一个行业论坛上表示，“现在一年还亏损1亿多美元，明年我们争取全面盈利。”
　　目前，该钢厂每年有220万吨钢铁配套生产的能力。
　　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河钢的思路很清晰。依托此前收购控股的德高和南非PMC，河钢将建设“国际市场开发”和“南非实业发展”两个主基地。李贵阳表示，“到2020年，海外业务营业收入达到200亿美元/年，占集团总营收比重30%以上。”按2015年粗钢产量来看，河钢已成为世界第二大钢铁集团。
　　河钢打造世界型钢铁企业的背后，是我国钢铁行业布局单一化的缺陷。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德荣曾指出：“今天中国钢铁业规模虽占据全球半壁江山，但行业中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这与国外主流钢铁企业多为跨国公司或全球化公司形成鲜明对比。”
　　在他看来，“今天中国钢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仍然是原始的产品输出，资本则高度集中在本土。为此，中国钢铁业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要做好中国钢铁业资本的全球布局调整，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打开成长空间
　　其实不存在落后产业或是夕阳产业，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你怎么做。无论哪个行业，品质和创新总是市场上的稀缺品
　　有句行话说，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产品。“国内钢铁行业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因产品品质不过硬，高端钢仍需大量进口。”李克强在5月份调研时的点评正是行业困窘的症结。而无论在哪个行业，品质和创新总是市场上的稀缺品。
　　寒冬压力下，过去印象中“大老粗”的钢铁行业也开始专注“小而美”的高端市场，南钢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记者在南钢集团调研获悉，该集团近年来开始摸索行业最前沿的“工业4.0”概念，在传统强项板材上引入了智能制造。
　　“我们不是赶时髦做智能制造，盲目投入大量资金，却不能对企业价值成长带来作用，这是很危险的。”南钢集团董事长黄一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道出了企业创新的逻辑，“我们经过一年多试验，发现这里能创造差异化价值。”
　　差异化，是黄一新提到最多的一个词。他指出，当前产能过剩是因为过去“钢铁‘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都做错了，产业导向都往一个方向驱动，导致企业的产品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所以南钢的‘十三五’要避免迈入规划陷阱，一定要做出自己的差异化规划。”
　　2014年，南钢开始试点在生产排程和物流配送环节实现智能化。据了解，使用船板智能定制配送服务的邮轮用材量每艘能降低20%，效率提升三分之一。去年，南钢一共试验了40万吨，并形成了“工业4.0”的雏形，下一步计划将智能制造拓展到包括生产环节在内的全产业链。
　　除了板材的全流程智能定制配送，南钢的产品规划中还有特钢这一冉冉升起的明星产品。
　　十年前，板材是南钢的印钞机，吨钢盈利丰厚。南钢的战略定位也是打造世界的板材精品基地。但黄一新意识到，仅依靠单个产品不够，要做两点支撑，他选择了走特钢之路。
　　“现在看来，特钢之路走对了。”黄一新当时看准的是近几年海外高端制造业向国内转移的趋势。汽车、机械工程、特殊装备等产业在国内生根将对特钢发展形成重要支撑。
　　“十二五”期间，南钢耗费巨资打造特钢产线，形成了以特殊管线钢、高级船舶及海洋工程用钢、石油储罐用钢板等高档次宽幅专用钢板为龙头的多产品体系。如今特钢产品占到公司全年产量的一半，未来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纵观钢铁产业，代表着高品质和新技术的特钢产品在去年的行业“冰冻期”逆势增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行业盈利排名前20家的企业中，有8家为特钢企业，其中名列第一的是中信泰富特钢集团。
　　优质特钢企业的表现印证了黄一新所言，“无论怎么转型升级、怎么调结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都是一个民族生存之本，也是综合国力的根本体现。其实不存在落后产业或是夕阳产业，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你怎么做。”
　　改革突围：解码去产能囚徒困境
　　去产能不是去钢铁，减量发展也不是不发展。钢铁行业应当借助这次改革机遇，以减量化为核心重塑钢铁产业的价值链，全面提升竞争力
　　从去年至今，钢铁业陷入了一种“去产能焦虑”之中。今年一季度，钢价疯涨氛围下带动一批钢企复产，以建龙钢铁（原海鑫钢铁）为代表的一批大小钢厂重燃高炉，将产能和库存又逐步推向高位。其中，4月份粗钢日均产量231.4万吨，创出历史新高。一时间，钢铁去产能之路更加道阻且长。
　　从市场化去产能的角度来看，记者采访的多位业界人士达成的共识是，企业只有在真正长期亏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去产能。有业内人士指出，按照经验，当钢企在连续2到3个月吨钢亏损200至300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关停高炉。而上半年的回暖行情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企业主动淘汰产能、退出市场的进程。
　　事实上，钢铁去产能阻力重重的背后折射出经济学上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尽管几乎所有钢铁企业都明白只有一起去产能才能救这个行业，但很多时候企业都希望别人先减产，自己则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家。这正反映了个人的最佳选择有时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之手主导产能压减并完善退出机制就成为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其中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多方难题。从年初至今，国家层面已经下发多项文件和配套政策支持，各地省份也积极上报去产能计划，但最终实际效应仍有待观察。
　　“虽然政府和企业对去产能的决心都很大，但是退出机制和政府托底政策还没有到位，从文件的颁布到执行仍需要一段时间。”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说。
　　5月10日，财政部印发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设立1000亿元规模的中央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给予支持。据财政部5月19日消息，已拨付2016年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276.43亿元。
　　目前，结合政府与市场之手的产能退出途径已初步明确。李新创表示，首先是依法依规清理落后产能，通过环保标准等规定淘汰掉一批不合规的产能；其次是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长期亏损的僵尸企业逐步退出。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去产能不是去钢铁，减量发展也不是不发展。”他认为，钢铁行业应当借助这次改革机遇，以减量化为核心重塑钢铁产业的价值链，全面提升竞争力。
　　而在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看来，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动因与美国当年不乏相似之处。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中美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三大相似点。首先，中国和当时的美国一样都是体量巨大的债权国，而债务国经济低迷。其次，股市波动带来的实体经济增长缓慢。第三是出口下降，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需求放缓。”吴力波指出，中国与美国产能过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中国产能过剩的动因存在相当结构性因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要强调结构性。”
　　围绕结构性问题，吴力波提出了整体经济体供给侧改革的方案：一是要有效化解外需萎缩和内需不足带来的过剩产能；二要通过降低企业税负等成本来增加收入；三是提高经济刺激政策沉淀的大量基础设施的产出效率；四是引导金融市场泡沫破灭后溢出社会资本的有效投资，提高资产效率，使投资者承担真实的投资成本、经济成本以及相应的社会成本。
　　显然，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去产能“战役”，而是一轮以突围囚徒困境、挤破结构性痈疽的供给侧改革“持久战”。
　　中国钢铁业去产能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