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研究疾病流行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应对当下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世界范围的流行病扩散同便利的交通不无关系。如果不能正视交通运输与流行病的关系，交通管控就没有必要的合理性基础。如果没有对流行病沿着交通运输网络传播规律的正确把握，也就难以做到科学管控。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交通管控条件下运输保障工作的特殊性，运输保障政策就很难落到实处。正视流行病与交通运输的密切关系、正确认识相关传播规律，是疫情期间研究制定交通管控和运输保障政策的逻辑起点。

历史看交通运输就是流行病防控重点领域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天花、疟疾、鼠疫、麻疹、脊髓灰质炎等多种流行病。通过交通工具、沿着交通线路蔓延是流行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无论乘坐火车、长途汽车还是飞机旅行，在密闭的环境中近距离接触，极易导致病毒在人员间传播。

进入近代以来，人们发明了火车、轮船、飞机等运载工具，各大洲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比农耕时代大大提高，很多流行病从区域性迅速转变成全球性。在欧洲殖民期间，由船只带到新大陆的天花病毒杀死了住在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区多达90%的居民。1910年10月开始，肺鼠疫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并沿着中东铁路，经过海拉尔、齐齐哈尔、大庆，到哈尔滨、长春、奉天，再向北京迅速蔓延。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之所以能迅速地大范围传播，主要是因为覆盖全球的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加快了流感病毒的传播。艾滋病在20世纪初期就已存在，但真正步入流行病的行列是在20世纪80年代，正是由于便利的交通为病毒扩散提供了大规模的宿主群，从而加速了病毒的早期传播和扩散。

进入新世纪，人类先后经历了2003年的SARS、2009年的新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2014年至2015年的西非埃博拉、2015年至2016年的寨卡病毒和2019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等流行病侵袭。

兼顾防疫与保畅已有宝贵历史经验

人类在对交通运输与流行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政策应对中，积累形成了若干重要历史经验。

交通运输及其贸易往往是流行病传播的主要路径。从流行病学角度看，运输被认为是一个病毒和细菌携带者，尤其是旅客运输系统。从最初的步行到汽车、轮船，再到飞机、高铁，运输速度越快、运输覆盖面越广，传染性疾病传播也越快。轮船在历史上作为长距离旅客运输工具的时间并不长久，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为人类、动物以及微生物的迁移提供了新的联系方式和路线。航空的发展，导致了传染性疾病的快速和广泛传播。航空旅行的即时性，意味着连潜伏期很短的微生物也能扩散蔓延。美国学者约翰·布朗斯坦（John Brownstein）和克拉克·弗雷费尔德（Clark Freifeld）的实证研究成果显示了航空旅行对流感传播的影响程度——他们分析了1996年至2005年的季节性流感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航空旅行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国内航空旅行人数可预测出美国流感的传播速度，建立在互联互通基础上的城镇化、全球化等趋势相互叠加，进一步扩大了流行病的传播范围、速度。

交通管控是阻隔流行病传播的关键措施。人类防治流行病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应急反应经验。随着对交通传播疫情规律的认识，通过阻断疫区的内外交通，防止疫情蔓延，逐渐成为各国流行病防治的常见策略。早期的瘟疫流行期间，船只在港口被隔离，以防止疾病传播到沿海城市。全球化时代，一旦流行病暴发的势头开始，无论是避免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把乘客暴露于危险之中，大多国家都会迅速关闭客运系统。虽然这样做可能引起人们的其他担忧，但针对高致命性和高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管控，无论对于控制传染源，还是切断传播途径，仍然是必要的。当然，具体的交通管控程度取决于疫情形势，以及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货物运输问题是疫期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从流行病历史不难看出，疫情期间的人员出行管控一直是交通运输的关注重点，但是货物运输同样重要。一旦流行病发生或传播，问题马上就会转向货运。中国清末东北鼠疫时，京奉铁路的货运也曾因客运管控而一度完全停止，尽管运输难度骤增，但各地也并未完全断绝粮食运输。全球化时代，在没有食品、燃料、电力和其他资源配送的情况下，现代经济活动是不能持续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供应都依赖连续的货运物流，特别是疫苗的研发生产会受到物流影响。流行病期间容易形成物资囤积抢购风，市民囤积口罩等防疫物品、酒精等消毒产品以及生活物资，这加剧了物流中断的风险。因此，流行病导致的基本供应链关闭和连续运输物流中断带来的问题甚至会比流行病本身更严峻。

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运输保障政策的启示

人类需要认识到历史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汲取智慧以不断调整应对策略。上述历史经验为我们理解和完善当下疫期的运输保障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加强对运输保障工作重要性的预见性认识。在重大疫情时期，交通运输网络往往伴有传导和放大疫情传播的风险隐患。人们对此已有充分认识，政府在防疫政策中比较自然地采取了通行管控的政策。另一方面，防疫期间交通运输又是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的“生命线”，担负着群众生活和经济运行的重任。疫情期间的运输保障工作不能等到问题出现才重视补救，而是应在疫情发生初期就把物流供应链与疫情防控放在一起通盘考虑，统筹设计防疫管控政策体系，并需要持续根据具体形势变化及时完善。要把中转调运站等相关物流防疫保障设施同方舱医院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进行统筹谋划、建设管理。快递小哥、卡车司机、装卸工人、远洋船员作为物流从业人员，是疫情期间最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应同医护人员一样受到重点保护，并适用特殊灵活的检测隔离政策和关爱措施，以便物流保障工作顺利、安全开展。

精准把握防疫期间货运保障工作的特殊难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流不畅、运输保障难度加大，既有流行病与交通运输之间矛盾的一般性使然，也与我们对于应急状态下交通运行规律的认识研究不够有关。防疫期间运输保障的难度和复杂性，在于相关工作是在严格的防疫管控条件下开展的。常态下的流动性是受到鼓励的，是低成本的。而防疫期间流动性是受到严格管控的，由此大大提高了运输物流成本。特别是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与政策体系，使得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之间难以平衡与协调，难以形成一体化的交通运输政策。防疫期间公路交通网络、应急运输绿色通道和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通道中断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合理的防疫通行管控，更深层次原因在于跨部门、跨地区一体化协同管理的“链路”没能有效打通。

货运政策设计需要注重平衡与敛合。物流工作在防住疫情的同时还要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货运物流确实是疫情跨区输入的一大风险点，为一地的疫情防控带来挑战和压力，因此必须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的防疫管控；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需要连续稳定的运输物流服务，这就对货运的相关管控政策提出了更多特殊要求，从而增大了防疫管控的总成本。因此，需要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物流货运工作人员的管控不能沿袭常规依靠隔离手段和地理边界封锁流动性的管控思路，而是要在封闭区域的静态管理中创造出必要的流动闭环管理空间。疫情严重地区在物流园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地设置“非接触式”物资中转场地，对人员实行闭环管理、互不接触。物资中转站点尽可能设立在较低风险区域，实行闭环管理，做到车辆严消毒、人员不接触、作业不交叉。

（作者单位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