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转调运站是疫情期间重要的运输组织创新，不仅体现了交通运输的生命线特征，更是病毒传播的隔离带和风险扩散的缓冲区，很好实现了运输组织与风险管控两种功能的有机结合。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形势继续完善提升，深入研究挖掘其政策价值，促进交通韧性的提高。

中转调运站可谓我国防疫特色创举

2020年以来，交通运输在湖北武汉和北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出现了很多有行业发展政策价值的做法。中转调运站是其中非常有特色的创新举措，相关经验值得深入研究总结。

疫情期间运输系统压力较大，既有隔离管控要求的巨大影响，也是防疫和生活物资等货运需求激增的必然结果。

武汉疫情期间，在关闭汉鄂通道的严格交通管制下，出现了大量断路绕行和关卡众多等问题，一度造成进鄂进汉道路运输不畅。

由于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向湖北运送物资的司机、装卸工也要受到14天隔离、检查站防疫查控劝返等影响，货运车辆通行效率急剧下降。面对大量的生活医疗物资需求，公路应急运力和人员严重短缺更加凸显。

在此背景下，2月2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武汉、鄂州、襄阳3地确定了5个物流园区作为道路运输中转调运站，为外省进鄂的各类应急物资运输提供中转转运服务。各中转调运站所在物流园区设置隔离区，满足中转需求；相关物流园区提前划出封闭区域，腾出仓储；协调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设置驾驶员隔离区，确保外省驾驶员不与鄂方人员接触；本着就近、方便、快捷的原则，确保进鄂物资运输高效通畅。

如此，外地运到武汉的物资，可以不通过直接接触，卸货之后由武汉市内的物流企业再从相关中转调运站运送到市内各地。中转调运站的“零接触交接”，保证了外来货运司机在整个交接过程中不被感染和回程不需隔离。

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市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并暂时关闭，一度引发北京市蔬果供应波动。

为保障新一轮疫情防控形势下蔬菜水果进京运输顺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北京市、河北省指导在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河北省高碑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廊坊市万庄服务区建立外地进京蔬果类生活物资运输中转调运站，全天候24小时为河北等地进京的蔬菜水果提供中转调运服务。

在管理运营上，北京的中转调运站充分借鉴了武汉经验，按照“封闭式管理、人员不接触、车辆严消毒”的要求，保障运输供需有效对接、保障应急运力及时调配、保障司乘人员防护到位，确保进出京运输通道通畅。对短期内向北京地区运送物资的驾驶员、装卸工等从业人员，在体温检测正常和封闭管理的前提下，原则上不需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

做到了运输保障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中转调运站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全国支援鄂汉和北京的物资运送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运行模式不难看出，中转调运站实现了运输和防疫两方面功能有机结合，并夯实了疫情高风险地区及周边省份的省际联防联控机制。

特殊中转环节的增加反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从运输角度看，如果按照常态标准，增加中转环节意味着降低运输效率。但是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各种管控政策密集叠加的环境下，中转调运站通过中转停顿这个环节，为外省进鄂、进京物资提供甩挂、接驳、直达等各种货运中转服务，确保应急物资及时运输。可以看出，特殊中转环节解决了疫情期间交通运输系统通而不畅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有效隔离设计和严格运营管理阻断了病毒传播。在武汉、北京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协助下，中转调运站通过功能分区设置了驾驶员隔离区，并实行全封闭运行管理，除消毒和保洁人员以外的人员不许进入。货运车辆抵达中转站门口后，司乘人员会首先接受体温检测；进站完成卸货后，由专人为司乘人员及其车辆进行消毒，进站物资及时安排当地车辆进行转运；离站前，医务人员会为司乘人员进行二次检测，如无疑似症状，则为其开具一份健康证明。外地驾驶员回到原地后不需要进行隔离，由此大大减轻了顾虑。从整个流程设计可以看出，中转调度站既实现了物资安全快速转移，也有效避免了病毒因运输而传播的风险隐患。

地理边界功能和特殊制度优势得到集中体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世界各国重新认识到地理边界在阻断病毒传播中的功能，很多国家对空中和陆地边界进行了严格管控以应对疫情，但是也带来了抗疫工作缺乏相互合作支援、大多各行其是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中转调运站为代表的疫情防控模式，既可以利用省（区、市）不同行政区划之间地理边界阻断病毒传播的功能，同时又可以在运输物资保障的相互支援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各种交通防疫举措中具有独特价值

疫情期间，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运输业还涌现出很多防疫做法举措。这些做法在遏制病毒传播、改变交通供需关系和运输组织创新三个方面各有特点。

防疫检测、消杀通风能有效遏制病毒传播，但本身不影响交通供需关系和运输组织。车站场所和交通工具的通风消杀是基于遏制病毒传播的目的，但主要是遵守卫健部门的管理规定。这同商店、酒店等场所的卫生管理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类似的做法虽然在遏制病毒传播中作用巨大，但并不直接影响交通供求，也没有改变运输组织，不能列入交通管控政策范畴。

节后返程中出现的很多运输组织形式都有遏制病毒传播的效果，但均不能列入运输组织创新。春运阶段的错峰返程结合座位管理等有助于乘客之间控制接触距离，间接起到了遏制病毒传播的效果。交通拥堵时期错峰出行是很普遍且广为接受的行为，它可以在更大时空范围内达到交通供需平衡。换一个角度看，常态下的春运本就应该结合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假期安排推广一定程度的错峰出行。总体上看，错峰返程、座位管理和返岗包车等做法依然具有优化运输组织的效果，但还构不成创新。

中转调运站在拓展交通运输基本功能定位方面具有独特的政策价值。从业务流程设计不难看出，中转调运站主动把隔离疫情的现实需求根植于运输组织中，打通物流运输瓶颈，既提高了运输效率，又防控了疫情传播风险，实现了运输功能与风险防控两种功能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仅从目前交通运输的供应线和生命线定位是不能解释的。

中转调运站是在交通运输网络基础上通过改变运输组织而创造出的病毒隔离带和风险缓冲区。也就是说它已经假定了交通运输网功能可能是病毒和风险的传播链。因此，中转调运站巨大的政策价值在于首先承认了疫情期间交通运输网络的“生命线”和“风险链”的双重身份，从而实现运输保障和风险防控两种功能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各种交通抗疫举措中，中转调运站在拓展交通运输的基本功能定位方面具有独特的政策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